8月21日，2022年南國書香節期間，李蘭妮在廣州四閱新華書店（琶洲店）舉辦了《野地靈光——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》分享會。

李蘭妮在廣州四閱新華書店（琶洲店）

8月22日，《野地靈光》從338部（篇）參評報告文學中脫穎而出，成為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10部提名作品之一。去年11月，該書曾獲評2021年深圳讀書月“年度十大好書”。

動筆契機： 決心自救并救人

在身患重度抑郁癥的十余年間，李蘭妮時常“造訪”各醫院精神科，她的創作觀也隨著對這種疾病的認知而改變。一次，她偶然翻閱資料時，發現廣州惠愛醫院是我國第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。一個萌生已久的“大膽”念頭從潛意識的冰山下浮出腦海——去精神病院觀察其他精神病人的生活日常，揭開這個沉默而邊緣的群體的憂歡苦樂。

中國第一家精神病院——廣州市惠愛醫院 嘉約翰攝于1900年

2008年，李蘭妮出版過《曠野無人——一個抑郁癥患者的精神檔案》，該書記錄了她患抑郁癥期間寫下的82篇認知日記，訴說與疾病作斗爭的生活片段，并從生理、心理、社會和文化等角度反觀自我。2013年，她又一著作《我因思愛成病——狗醫生周樂樂和病人李蘭妮》面世，書中講述了“狗醫生周樂樂”陪伴自身的溫情點滴，探討當代國人的精神疾患和生命困境。

比起上述兩部作品，李蘭妮更迫切地需求一個答案：怎么樣才能給精神患者帶來希望？怎么樣才能幫助他們從黑暗中走出來？源于救人和自救的決心和勇氣，李蘭妮深入第一現場，先后在兩家精神病院進行零距離創作，這便是《野地靈光》的雛形。

“我深入幽暗深谷，用屬靈的心尋找光明。愛是曠野的一縷光，身在曠野的人啊，你一定要相信，會有一束靈光為你而來。”以筆為炬，造字為影，李蘭妮希望透過紙頁為精神病人傳遞一道照亮道路的光。

自我療愈： 呈現邊緣世界

《野地靈光》記錄了李蘭妮住院治療的過程以及對精神病院的內部觀察，呈現出精神病人真實的苦痛和生活狀態。

作者以在廣州惠愛醫院和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住院經歷為主脈絡，分為上下兩篇。

每一章節的末尾附有醫學選摘和歷史閃回，前者基于醫學角度，分點介紹精神疾病相關的醫學術語和衛生組織；后者則站在歷史角度，梳理了世界精神醫學史以及中國精神病院百余年歷史的重要節點。

文學對李蘭妮而言，是一種自我療愈。“我寫這本書，實際上是在書寫靈魂之痛，描繪生命的尊嚴和靈魂的高貴。我希望它能夠超越文學本身的價值，完成啟蒙精神健康的使命。”從第一次入院到新作第三稿定稿，李蘭妮歷時近兩年，完成了自我剖白。

文學評論家、出版人潘凱雄曾評論該書：“對精神病院這樣一個題材，成書的社會價值遠遠大于文學價值。如果我們有一個好的文化環境，有好的著作傳遞對這個病的合理認知，一些不必要的悲劇會少很多。這是這本書的最大價值。”

在中山大學教授林崗看來，無論是李蘭妮還是《野地靈光》都非常了不起：“作為作家，她用文學的筆法梳理了中國近代以來精神病的脈絡，把一個相對邊緣的世界呈現出來；作為抑郁癥患者，她一次次重返會給自身帶來痛苦的現場，用犧牲自我的精神去深入生活，這是一個作家的勇氣所在。”

訪 談

關注生命和人的本質存在

羊城晚報：進行這個特殊題材的創作，是出于什么初衷？

李蘭妮：首先我自己有精神疾患，我深知這個群體的邊緣和孤獨。2008年，我出版了《曠野無人——一個抑郁癥患者的精神檔案》，這本書后來翻譯成法文版，巴黎友豐書店的創辦人潘立輝先生告訴我，外國讀者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，于是我更堅定了對精神病人困境的書寫。

隨著相關文獻資料的收集，我被很多驚人數字所震撼。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局2018年公布數據顯示，截至2017年底，我國精神障礙患者超過2.4億人，總患病率高達17.5%；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超過1600萬人。這說明精神疾患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疾病，而是當下突出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。

在2013年前后，我參加了很多公益活動，為不同群體預防抑郁癥做公益演講。可是，很快我就意識到，要幫助他們走出來就必須深入到精神病患者的環境中，才能了解他們的生存困境和真實需求。這是我作為作家的使命，也是文學的使命和訴求，即關注生命和人的本質存在。

羊城晚報：寫這本書的時候，您直接住進醫院去體驗，這樣深入生活對您的創作來說有何意義？

李蘭妮：2014年，我到北京參加了中國作協全委會，會議強調，寫作要深入生活，社會在發展，文明在進步，每位作家都應該有深入研究的課題。而我的關注點，就是“精神疾病+文學”領域。

這個領域是一片很神秘、很幽暗的深海，等待著人類去探索。我像一個沒有學會游泳的人，穿戴著一身簡陋的潛水設備，每一次剛剛沒入海面，一種昏厥感和窒息感就會朝我涌來，幾乎令我無法細看、無法表達。然而，我必須自救，然后才能去救別人，不管前面有多危險，我先去探一探路。所以我覺得，之前光是寫在醫院里頭所說到的、看到的還不行，這還停留在一般層面上；我要住進精神病院，作為真正的病人去體察他們的生活。

在開始住院前，我做了五個多月的資料收集工作，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，清楚地知道要記錄什么。可能是出于作家的本能，也可能是身為精神病患者的敏感，我有某種預測能力在深入調查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。

化苦痛為力量，改為第一人稱寫作

羊城晚報：您在書寫這本書時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什么？又是如何克服的？

李蘭妮：最難的是如何保護患者的隱私。你要觀察他們的語言特點、行為特征，然后根據具體病征突出他們的個性，但你要保護人家的隱私，不能夠去追問各人的詳細情況，揭開他們的傷口。在這本書中你會發現，我在廣州惠愛醫院住院期間，記錄其他病人的家庭信息和心理狀況是很少的；但在北醫六院就不一樣，那些患者會拉著我不斷地說，所以后面的信息會豐富一些。

第二個難點是身處壓抑環境的融入感，其他患者的病情會給我帶來負面沖擊。我深切體會到他們的絕望和疼痛，有時候恨不得找個地方躲起來，卻無處可躲。能夠讓我稍稍緩解的是我的家人，那時候家人大概每周會來看我一次，包括我的弟弟、先生和母親。后來在北醫六院時，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劉稚也來醫院看望過我。劉稚老師是我《曠野三部曲》的責任編輯，她鼓勵我繼續堅持一段時間，尋找光明和希望需要有足夠多的體驗。

一言蔽之，就是化苦痛為力量。雖然在完全陌生的封閉環境里，我看不到親友和同行，但我知道他們都在我身后，會在我呼救的時候出現。

懂得守護精神安全，才有幸福生活

羊城晚報：這本書的結構經過了三次調整，具體有哪些變化？

李蘭妮：寫第一稿的時候，我把所有收集得來的東西全部“倒出來”。到了第二稿，我注意到中西方書籍和公共媒體發表的醫學資料和科普文章，于是想到把這些精神病學知識和歷史材料加到書中。除了感性的內容，我希望能夠給讀者梳理出一些理性思考。

世界和中國的《精神病學教科書》指出：當今精神病學及治療進入了新的醫學模式，即“生物—心理—社會醫學模式”。看了有關的醫學論著后，我重新捋了一遍思路，從生物學、心理學和社會學方面來闡述親身見聞的例子。

第二稿出來后，整體讀起來還是很生硬，感性內容和理性部分比較缺乏關聯。于是，我聽從了劉稚老師的建議，把敘述視角改為第一人稱，然后把每個章節和歷史表述、醫學摘錄進行糅合。轉變視角后，我隱約感覺身在一個巨型熒幕中，現在進行時、過去式畫面一一呈現出來。對讀者而言，第一人稱也有助于他們理解精神疾病領域的陌生表述，減少閱讀上的障礙。

羊城晚報：普通大眾應該如何對待精神病人這個群體？

李蘭妮：首先是尊重，學會理解精神病人。切忌主觀臆斷，不要因為獵奇心理去揭開他們的傷疤，這樣不僅會帶來誤解，還會傷害他們。然后是要接受一點精神病學常識的科普，用知識消除普通人對精神病群體、精神病院的誤解和偏見，這也是我現在最大的心愿。

我希望這本書能被更多人看見，進而傳播。哪怕是書中的一句話、一個片段或者一個病案，都能對你現在或者未來的人生道路有所幫助。無論是患者、患者家屬還是普通人，無論你處于哪一個行業，我們每一個國民都應有精神健康的常識，懂得守護精神安全，才能真正地享受幸福生活，分享現代生活中所體驗到的美好。

來源：羊城晚報?羊城派

作者：羊城晚報記者 孫磊  實習生 梁善茵

責編：鄧瓊

校對：李紅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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